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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座墓葬墓坑西壁有一条长方形斜坡墓道,一共发掘4座匈奴贵族墓葬

 

2011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定居兴牧水利工程抢救性发掘了东塔勒德墓地。[1]共发掘墓葬61座,出土器物包括陶器、铜器、铁器、金器等,其中以金器居多,约有800件。本文通过对这批墓葬资料的梳理和与周邻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比较,尝试探讨东塔勒德墓地的时代及其与欧亚草原、中国北方地区考古学文化可能存在的联系。一、墓地概述 东塔勒德墓地位于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东北约20公里的加依勒玛乡塔木齐村(加依勒玛,哈萨克语,意为“平原、河滩”)以东约10里、阿尔泰南麓的多条山梁上。墓地被一道西北—东南走向的山岭分为两个南北区域:北面Ⅰ区西侧山沟内有一条南北向的溪流,溪流南部是一座正在兴建的水库。墓葬分布在山岭北麓多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山梁上,墓地西缘山坡上有十数块岩画,凿刻有羊,牛、马等动物形象;南面Ⅱ区位于山岭南麓,集中分布在一道南北向的沙梁上。两区墓葬封堆形制大致相同,地表都有石块和砂土堆筑而成的圆形封堆,部分封堆中部向下凹陷0.2-0.5米。封堆直径6-14米,高0.2-1米。封堆底部中央均有长方形竖穴土坑,除2座封堆下有并排2个或3个墓坑外,其余封堆下只有一个墓坑。墓坑深0.6-5米不等,墓坑内填沙土,其中4座墓口石板封盖。1座墓葬墓坑西壁有一条长方形斜坡墓道。61座墓葬中,19座无葬具外,其余墓葬均有葬具,葬具依材质可分为石椁、木椁两类。石椁均为长方形,形制又分为两类:一类石椁由4-5块高0.6米、宽0.8米的石板围砌而成,这类墓葬墓坑较浅,石椁四壁高出地表,顶部有石板封盖,共有3座,均位于墓地I区;另一类石椁有多块石板围砌而成,石板低矮,呈长条状,高不足0.5米,多数长约1米,石椁长方形,这类墓葬墓坑较深,多在1.5米以上,共有32座。木椁墓3座,是由长条形木板围砌而成,2座可以看出有木质盖板,1座可见木质底板;仅墓口封盖有石板的墓葬有4座。 葬具材质、重数与墓葬规模大小、随葬品多寡、精美程度之间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大致可以分为4个等级。最高等级的墓葬封堆直径14米,墓坑深约4米,葬具采用一重石椁内置一重木椁,如II区M3;第二等级封堆墓葬直径墓葬采用一重木椁;第三等级墓葬采用一重石椁;第四等级墓葬无葬具。其中石椁墓是新疆北部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墓葬类型,流传时间长久。 东塔勒德墓地56座墓葬中座墓室内人骨都有被扰乱的迹象,从残存的骨骼来看,葬式为头西脚东,仰身直肢。这些墓葬是否是下葬不久之后被扰乱,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Ⅱ区有14座墓葬,相对集中、链状分布在一道南北向沙梁上,其结构与Ⅰ区墓葬类似,但墓口较大,其中2座有向东墓道,墓道较短直,可能为了出土的方便而修建;墓穴较深,多在4米左右,最深近5米;封堆较小,直径6——14米。M3、M5、M6、M7、M9中出土了较多的以金箔制作的金饰,在当时的日常生活中,黄金可能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墓葬封堆小,墓穴深也许是出于防盗而采取的一种方法。新宝 1图一 东塔勒德墓地不同墓葬百分比图 从墓地墓葬被扰乱的痕迹看,盗扰年代可能较早,扰乱墓葬的原因也许比较复杂,不一定全是盗窃财物所致。 经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检测分析,东塔勒德墓地6个人骨样本的测年结果主要集中在公元前9世纪末至7世纪中叶,大致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2]二、文化因素分析 东塔勒德墓地在墓葬结构、埋葬习俗、出土遗物类别、形制特征等方面既与阿勒泰地区的克尔木齐文化、萨颜岭的乌尤克文化、阿尔泰山北麓的巴泽雷克文化之间存在诸多相似性,同时又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 与克尔木齐文化的关系 1963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阿勒泰山南麓、额尔齐斯河及其支流附近共清理墓葬600余座,多属于青铜时代中期至早期铁器时代。其中1963年发掘的克尔木齐墓地年代最早,属于青铜时代中晚期到早期铁器时代这一时期,研究者将这类考学文化命名为克尔木齐文化。[3]这类文化陶器主要以平底筒形罐、尖底橄榄形罐为主,以坟院式墓葬为特点。 东塔勒德墓地Ⅰ区M2,以5块伸出地表的石板构筑石椁,上面封盖条石,西北角外有一陶罐,内葬有一儿童,仰身直肢,头东脚西,骨架保存较好,脚部没有石板。出土的陶罐颈处向内戳出一圈小圆窝,这类特征的陶器见于克尔木齐墓地[4],在北亚尤其是贝加尔湖及其周边地区比较流行[5],其中的奥库涅夫文化在这方面的特征最为明显,陶罐颈处向外戳出圆钉状凸起。新宝 2图二 陶罐 M5竖穴土坑底部石板下出土10枚柳叶状铜镞,保存较好,其尾部有銎可插箭杆。这类铜镞在欧亚草原流传广泛。[6]克尔木齐墓地17号墓中也出土过类似铜镞,因此时间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新宝 3图三 柳叶状铜镞 M19出土了一件以岩石掏挖而成的石罐,其里外经过较细腻的打磨,素面,圜底,与克尔木齐墓地出土的石罐特点一致。 可见,东塔勒德墓地中一部分墓葬年代晚于克尔木齐文化,可能属于克尔木齐文化遗民。 与萨彦——阿尔泰的关系 20世纪初,苏联考古学家格里亚兹诺夫、鲁金科等人在阿尔泰山北麓发掘了巴泽雷克、巴沙德勒、图雅赫塔等多处墓地,并将其命名为巴泽雷克文化,年代属公元前8-3世纪。该文化墓葬地面都有石块堆砌的封堆、封堆底部中央有竖穴土坑,墓室北部流行殉葬1匹或多匹配备马具的马,墓坑底部南部是落叶松圆木搭建的木椁,木椁内置一具半剖木棺。墓主人头西脚东,侧身屈肢葬。流行随葬装饰格里芬、狮、虎、鹿、羊、鹰纹的木器、毛织品、马具和武器。[7] 与此同时,苏联考古学家在萨颜岭图瓦共和国卡兹兰山、乌尤克盆地发掘了多处墓地,将其命名为乌尤克文化,年代属公元前9世纪末至公元前3世纪。其中2000-2003年德国考古学家帕尔青格和俄罗斯楚古诺夫联合发掘的阿尔赞2号王陵直径80米,出土5700多件金器、总重20公斤。包括项圈、耳环、头冠、箭箙和各式各样的小饰件、上面装饰着的丰富的动物纹图案,被发掘者称为“斯基泰动物纹百科全书”。该文化大型墓葬地表也有石筑封堆、大型墓葬流行落叶松原木搭建的木椁、木椁内及墓坑外封堆内殉葬多匹马,均配备马具;中小型墓葬以石椁为葬具。[8] 东塔勒德墓地Ⅰ区M27地表有石块、土堆筑的低矮圆锥形封堆,直径约12米,正下方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坑底部分南北两部分,北部殉2匹马,南部是用木板搭建的长方形木椁,死者直接葬在木椁内,人、马头均向西,由于墓葬早期被盗扰,随葬品已不见,只有马嘴里含着的铁衔。这种圆形石封堆、以木椁、石椁为葬具、在墓室北侧殉葬多匹配备马具的马匹的习俗与公元前8—3 世纪萨彦-阿尔泰地区十分接近。[9]新宝 4图四 M27 东塔勒德墓地Ⅱ区出土了较多的金器,其中圆形金箔片最多,金箔片上都有小孔,有的是一个,在中间或者在边缘;有的两个,对称分布在边缘;有的三个,分布在圆片一半的区域。这也许是出于不同装饰位置的需要而专门制作的,如一个孔在边缘的,可能是肩部或者类似位置,使其易于飘动,增加炫目效果;多个孔的则可能是固定在统一位置,组成不同图案。 以金箔制作的动物类装饰品也很多,如经过模压成型的蜷曲的雪豹,蜷曲程度不等,并且分左右,这在东哈萨克斯坦的齐列克塔墓地出土很多,二者出土的“S”形水波纹饰件也是一致的;Ⅰ区M32中出土的以金箔制作的野猪,在阿尔赞2号墓中出土很多,二者制作工艺、图案特点是比较一致的,只是阿尔赞的更趋于规范化、图案化,同样在Ⅰ区M32中,还出土了圆锥形镶嵌绿松石的耳环,这在阿尔赞2 号墓中也有发现。新宝 5图五新宝 6图六 耳环新宝 7图七 卧虎 金箔卧虎饰件,以模具把金箔压成浮雕卧虎状,为了达到虎首昂起的效果,相应部位的金箔剪开,使其模压成立体虎首。 一些金花饰件具有与巴泽雷克相近的艺术风格,如ⅡM3:2[10],以金箔剪刻成变形的动物。 可见,东塔勒德墓地出土黄金制品在制作工艺、动物纹种类、造型等方面都与萨彦——阿尔泰地区以及哈萨克斯坦东部地区十分接近。这三个临近的区域在公元前8-3世纪很可能存在着密切的文化联系。 与中国北方地区的联系 东塔勒德墓地ⅡM3中出土的麦粒状金饰件在内蒙古阿鲁柴登墓地[11]中有同样的发现;金坠饰与黑海北岸[12]出土的几乎相同。新宝 8图八 麦粒状金饰新宝 9图八 坠饰件炸珠工艺在金器加工技术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一般认为,最早出现在距今2600多年,东塔勒德墓地这批炸珠工艺的金器,展现出了比较成熟的制作水平,依据碳十四数据以及器物、墓葬结构对比来看,应该距今在2800多年以前。甘肃张家川马家塬出土的一些金耳环、扇形金饰件,也使用了炸珠工艺。[13] 一些学者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的新疆、甘肃东部、宁夏、鄂尔多斯地区都或多或少受到了来自萨彦-阿尔泰地区文化的影响。[14]东塔勒德墓地可能不但充当了桥梁的作用,并且也是影响力的策源地之一。三、东塔勒德墓地反映出的独特手工技术 东塔勒德墓地出土了25种用于装饰的金器[15],其中一半具有自身的特点,一半与周边同时期考古学文化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显然,这些金器的制作技艺至少有一半源于当地考古学文化,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以金箔剪刻或者錾刻成动物形状,用事先做好的模子压印成动物形状,是这一时期金器制作的重要特色,常见的动物形象有羊、鹿、狼等,动物形象生动逼真,准确抓住了动物特征,简洁质朴。模压的装饰也有可能包在木制品上,这在巴泽雷克等墓地的永久冻土墓中有较多的发现。[新宝,16] 东塔勒德墓地Ⅱ区M3出土的金指环,以较粗的金丝弯成环状,环上焊接有戒托,以镶嵌其他物品,戒托周边焊接有金珠,并以金丝做成波折三角,内嵌有绿松石,多数已剥落。环上有錾刻的纹饰,变形的4只羊首尾相连,羊前、后肢蜷缩在一起,角紧贴脊背。这一件金器上集中体现了拉拔、镶嵌、錾刻、金珠等金器制作技艺,体现炸珠工艺的还有金花饰件,以金箔做成四片花瓣,花蕊用金柱焊接,花柄用金丝做成环,可穿细绳;金珠饰件:将五颗金珠焊接成中间空的五边形,三层五边形叠焊在一起,形成玉米棒状金珠柱。新宝 10图九 指环新宝 11图九 指环及展开图新宝 12图十 金花饰件新宝 13图十一 金珠饰件 ⅡM6出土的金鹿饰件,以金箔剪錾成回头卧鹿的形象,四肢屈卧,鹿首回望,角部稍残,鹿角形状与一些鹿石中的几乎相同;金狼饰件,以金箔剪錾成狼的形象,狼首低伏,吻部微微向上,尾部缺失一小部分。新宝 14图十二 鹿新宝 15新宝6,图十二 狼 经过初步检测,这批金器的成分主要有金、银、铜,金含量最低的是66﹒3%,最高的达99﹒4%,含量在99%以上的金器里,均不含有银,铜元素含量变化不大,在2%左右,这些元素的变化是否是当时人们有意为之,还不是很明确。从同类器物的金属元素构成来看,对于合金比例与金属物理性能之间变化的认识,应该不是很清楚,其变化或许跟矿石来源有直接的关系。如同一种金箔卧虎饰件中,检测5件的数据结果,有5种,在66﹒3%——85﹒6%之间,银元素含量随之变化较大,铜元素变化很小。 东塔勒德墓地出土的这一批金器极有可能是当地工匠生产的,艺术风格则与周边同时期考古学文化有着较大的亲缘关系,并且具有一定的地方特点。这批金器,主要用于装饰,与亚欧草原早期人群使用金器装饰美化自身的传统是一致的[17]。 其中回首金鹿饰件独具地方特色,与古人对鹿的崇拜一脉相承,东塔勒德墓地出土的25种金器中,与鹿直接相关的有2种,由于鹿对人不具威胁性,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好感,更重要的是,鹿不但是古代牧业人群主要的食物来源,而且以其迅捷、灵敏,被古人视为具有神奇力量的动物,进而将其视为部落图腾。亚欧草原上分布较多的鹿石应该是这一崇拜现象的物化表现,鹿石上鹿嘴常呈現类似水鸟的尖喙状,此种鸟喙造型的鹿,被认为具有引领死者灵魂脱离肉身抵达天堂的神力。萨满宗教意义里,鹿也同时与“优良的军马”、“种马”等概念相连接,北极附近的爱斯基摩人也有相似的艺术造型,此种文化甚至可上溯至新石器時代。新石器时代诸文化中鹿崇拜现象频繁出现,如鹿首玉龙,饰有鹿首、鸟首的陶制礼器,各种鹿形纹样的器物、装饰品,殉鹿墓葬等。在巴泽雷克二号墓葬中,曾发掘出一位保存较好的古代游牧部落首領的尸体,因为长期封冻的结果,整个尸身保存完好,甚至连皮肤上的刺青都清晰如新,而鹿正是这位首領身上刺青图案的主要母題。巴泽雷克墓葬中出土的一些马匹被装扮成鹿的形象,极有可能是这一理念的体现。[18] 另外,ⅡM32出土的一件错金铁泡,在圆丘状铁泡表面,错金构成猛虎逐鹿的图案,错金技术在当时可能已经比较成熟。[19]四、小 1963年阿勒泰市克尔木齐墓地发掘以来,2006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在富蕴县、布尔津县、阿勒泰市、哈巴河县清理发掘约600座古墓葬,多数墓葬有封堆,少数墓葬既有封堆,又有石圈,有的封堆内有石棺。从墓葬形制来看,有竖穴石椁墓、竖穴木椁墓,竖穴土坑墓以及无墓穴墓。 欧亚草原上牧业经济为主的文化,存在着众多文化因素延宕久远的现象,诸如墓葬类型的沿用、器皿形状的使用,尤其是金属器造型及其纹饰的传承,这在民族学上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墓葬形制的多样性似乎暗示了阿勒泰地区古代文化的多样性,因此也天然具备了复杂性的特点。 近年来,对与亚欧草原早期文化的研究越来越得到不同以往的重视,特别是对于其中发现的金属器的研究,最为突出。然而,金属器,特别是金器,因其性能稳定,传播地域广阔,其造型纹饰极有可能延续使用几百年,甚至千年,以此来断代或者研究文化因素的传播,需十二分的严谨和慎重,需结合其他器物、遗迹结构等方面进行全面的研究,对于金属器本身,更需结合金属矿石产地追寻,重点研究其艺术风格的时代特点。东塔勒德墓地体现的考古学文化与东哈萨克斯坦、阿尔赞2号墓、巴泽雷克墓地以及内蒙古等周边地域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东塔勒德墓地碳十四数据显示部分遗迹形成的年代在公元前8世纪,这与出土遗物表现出的时代文化特征是比较一致的;而一些玛瑙珠、绿松石的加工技术显示出亚欧草原一以贯之的特征,[20]史前时期,从南西伯利亚经过阿尔泰山、天山,南来北往的文化交流,初见端倪。这些或清晰或隐约的线索,是以后进一步工作和研究的方向;东塔勒德墓地墓葬结构、黄金冶炼及其加工技术等其他手工业的的对比性研究,尤其是黄金产地的准确研究,也是需要更加清楚解答的问题。(作者: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于建军;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马 健。原文发表于《文物》2013年03期)

应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学计划的邀请,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娜塔莉娅·波罗西玛克(Natalia Polosmak),于2018年11月27日至12月11日访问北京大学,先后发表3场系列演讲,并与国内从事考古学、语言学、艺术史等方面研究的学者进行了对话交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林梅村教授担任系列讲座总主持。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考古文博学院、国际合作部联合主办此次活动,光华教育基金会提供资助。

高庄墓群位于新沂市阿湖镇林头村高庄自然村东部,西距淋头河约1公里,北距323省道约2公里。2014年4月至7月,徐州博物馆、新沂市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高庄墓群进行了勘探及抢救发掘。 调查可知,高庄墓群所在地表原有多处明显高出周围地面的土墩,由于当地居民取土,现地表已经较为平坦,局部略有隆起。考古勘探表明,整个墓地面积约10000平方米,墓葬分区域集中埋葬在一起。此次发掘共清理各类墓葬68座,时代从西汉中晚期一直延续至东汉时期,包括有竖穴土坑墓、砖室墓、石椁墓三种类型。其中竖穴土坑墓60座、砖室墓5座、石椁墓3座。出土各类文物约250余件,有陶器、釉陶器、铜器、铁器、骨器、石器、蚌器、玉器、漆器等。新宝 16 已清理墓葬中,竖穴土坑墓数量最多,共60座。墓坑均开口于耕土层下,平面形状较为规整,多为长方形或圆角长方形。坑内填土为灰白色或灰褐色,容易分辨,土质坚硬,一些墓葬填土经过夯筑。坑口长度多在2.4米左右,最长者3.2米,宽度多在1米左右,最宽者达2.8米,墓葬深多在1米左右,最深者2.6米。墓底平整,一些墓葬底部一侧或一端设置一小壁龛,主要用于摆放随葬品。有单人葬和合葬墓两类,墓主人头向不一,以东向居多,少数头向北,个别头向西。从发掘情况看,墓主人多有长方形木质棺,已腐朽,可见有清晰的棺木痕迹。人骨保存差,一些墓葬可见有人骨腐朽痕迹,从可分辨人骨情况看,均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数量多寡不一,一般1~6件,最多者有23件。从随葬品摆放位置看,陶器多置于棺外墓主人头部或脚部,棺内多随葬铜钱、铜镜、带钩等物。 M5,单人葬。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东西长2.90米、南北宽1.46米、深1.40米。方向96°。墓内填土呈灰白色,包含有少量泥质灰陶片。墓坑内葬一人,墓主人人骨保存较差,可见有牙齿和部分肢骨腐朽的痕迹。葬具为木棺,有清晰的棺木朽痕,棺长1.80米、宽0.46米。墓坑西壁下即墓主人脚部有一长方形壁龛,壁龛宽度与墓坑宽度一致,均为1.46米,顶部距墓口0.76米、进深0.26米、高0.64米。共发现随葬品13件。棺内墓主人头部随葬有一面昭明青铜镜,一组“五铢”铜钱和一件铜刷等,腰部亦随葬有铜钱;棺外随葬品主要摆放于壁龛内及墓主人脚部,均为泥质灰陶器,多为小直口矮领鼓腹平底的陶罐。 经钻探,砖室墓超过20座,共清理5座,包括有墓道和无墓道两种类型,举例如下。 M67,有墓道。墓葬开口于表土下,平面呈“甲”字形,方向8°。由墓道、墓门、墓室三部分组成,通长5.6米。墓葬被破坏严重,墓顶已不存。墓道位于墓室北端,为长方形斜坡墓道,平面长2.10米、宽1.00米。墓门用砖平铺垒砌封堵,仅存底部两层,墓门宽0.70米。墓室平面呈长方形,长3.50米、宽1.90米、残深0.46米。采用“三顺一丁”的方法垒砌墓壁,墓底为“人”字形砖铺地。有青砖和红砖两类,规格一致,长0.34米、宽0.16米、厚0.05米。墓内未发现墓主人骨及随葬品。 石椁墓共清理3座。其中M68保存较好,开口于表土下,距地表0.4米。为土坑竖穴椁室墓,墓坑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长2.9米、宽2.3米、深0.8米。方向118°。竖穴内设南北两个椁室,椁室之间以一石板作为隔墙,石板长2.7米、宽0.8米、厚0.2米。两椁室结构大小形制一致,均依托隔墙,由边板、侧板和底板拼合而成,椁室内长2.3米、宽0.8米。石板上有不同内容的画像,北椁室东侧板有十字穿环和铺首衔环画像;南椁室西侧板上有常青树画像,此外边板上多有刻划的斜线纹图案。两椁室盖板已不存,从椁室边板和隔墙石板上保存的平面形状呈倒梯形的深约1厘米的浅凹槽来看,盖板与椁板应以某种方式扣合而成。该墓葬遭到盗扰,残存可见有棺木痕及随葬的铁剑、铜钱等物。 从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墓葬出土铜钱有昭宣时期的“五铢”钱、王莽时期的“货泉”“大泉五十”等,铜镜有昭明镜、博局镜)看,高庄墓群的土坑墓、石椁墓年代处在西汉中晚期至王莽时期,砖室墓时代多为东汉时期。从分布情况看,砖室墓多集中埋葬于北发掘区,而竖穴土坑墓多集中在南发掘区。68座墓葬出土遗物以陶质疏松的泥质陶罐为大宗,多数墓葬随葬品数量较少,可以判断高庄墓群为一处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时期的平民家族墓地。 对竖穴土坑墓的分布情况进行研究发现,M1等22座墓葬集中分布在一起,M19等37座墓葬集中分布在一起,M33等6座墓葬集中分布在一起。根据之前的调查所获,高庄墓群地表以往有多个土墩,这三处相对集中的墓葬应分属于三个墩子,可分别编号为Ⅰ、Ⅱ、Ⅲ号墩。在Ⅱ号墩墓葬清理前刮平面时发现,墓葬均营造在一层灰黑土之上,灰黑土厚0.5米左右,较为纯净,应为墓地营建之前堆筑的土台。近年来学术界提出秦汉土墩墓的概念,高庄墓群的发掘为秦汉土墩墓的分布和墓葬特征提供了新的资料。 (徐州博物馆 新沂市博物馆 原 丰 缪 华 程东辉 韩明杰)(原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15年5月8日)

    2010年11月23日下午,俄罗斯科学院新西伯利亚考古研究所(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graphy)代表团一行四人来我所访问。代表团团长娜塔莎(Polosmak Natalya)研究员在考古所八楼多功能厅进行了一场学术演讲,题目是:蒙古诺因乌拉(Noin Ula)匈奴考古的新收获。演讲由白云翔副所长主持。


波罗西玛克教授主攻古代中亚与西伯利亚考古、文化、艺术研究,担任南阿尔泰考古队队长,曾在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南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蒙古等地区进行了发掘。她在西西伯利亚巴拉巴森林草原地区的发现、发掘,以及对萨尔加特卡文化、大列奇卡文化遗址的研究,奠定了西西伯利亚南部斯基泰时期考古年代序列基础,还进一步阐释了西西伯利亚森林地带古代与中世纪雕塑艺术(库赖文化青铜铸造品等)的符号意义;首次发现、发掘并利用多学科方法对阿尔泰地区乌科克高原巴泽雷克文化“冻土墓”展开研究,并对南西伯利亚古代人群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包括饮食、服装、化妆品、兵器、尸体防腐法、意识形态等方面)以及民族起源、历史文化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此外,波罗西玛克教授在蒙古国诺彦乌拉墓地进行了科学的发掘,新的发现与研究加深了关于欧亚大陆古代历史与文化的科学认知。波罗西玛克教授曾获得俄罗斯联邦国家奖(科技奖项)(2005)、《国宝》考古学奖(2007)、第二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田野考古发现奖(2015)等。

 

[1]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11年新疆哈巴河县东塔勒德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3期。[2] 近年来,为配合基本建设,在阿勒泰地区进行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较多,已经整理发表的资料有: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勒泰地区文物局:《富蕴县塔勒德萨依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6年,3——4合刊,29-34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9年阿勒泰市克孜加尔墓地考古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10年,第1期,35-46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勒泰市、布尔津县古墓葬考古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10年,第1期,47-54页。另有一些资料正在整理中。[3] 林沄:《关于新疆北部切木尔切克类型遗存的几个问题》,《林沄学术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邵会秋:《试论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两类青铜文化》,《西域研究》2008年第4期,59~65页。[4]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克尔木齐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5] [俄]吉谢列夫著,莫润先、潘孟陶译:《南西伯利亚古代史》,17页,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1年。林沄:《关于新疆北部切木尔切克类型遗存的几个问题》,《林沄学术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文中涉及:[英]莫尔古若娃:《南乌拉尔地区的雅姆纳亚文化》,《公元前3千纪至公元前1千纪欧亚大陆腹地的复杂社会》,华盛顿,2002年。[6] LudmilaKoryakova,Andrej Epimakhov:The Urals and Western Siberia in the Bronze and Iron Ages,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邵会秋:《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邻地区文化的关系》博士论文,2007年。[7] 马健:《公元前8~3 世纪的萨彦-阿尔泰——早期铁器时代欧亚东部草原文化交流》,《欧亚学刊》第8辑,38-84页。[8] 马健:《公元前8~3 世纪的萨彦-阿尔泰——早期铁器时代欧亚东部草原文化交流》,《欧亚学刊》第8辑,38-84页。[9]〔苏〕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乌鲁木齐: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1 年,145-152 页。[10]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11年新疆哈巴河县东塔勒德墓地发掘简报》, 《文物》2013年第3期。[11] 田广金、郭素新:《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考古》1980年4期333-338页。[12] 张文玲:《黄金草原——古代欧亚草原文化探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13] 周广济, 赵吴成, 赵卓,花平宁, 王辉:《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2007~2008年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10期,30页图九、37页图三一。[14] 马健:《公元前8~3 世纪的萨彦-阿尔泰——早期铁器时代欧亚东部草原文化交流》,《欧亚学刊》第8辑,38-84页。[15]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11年新疆哈巴河县东塔勒德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3期。[16] 马健:《公元前8~3 世纪的萨彦-阿尔泰——早期铁器时代欧亚东部草原文化交流》,《欧亚学刊》第八期,38-84页。[17] 马健:《黄金制品所见中亚草原与中国早期文化交流》,《西域研究》2009年3期,50-64页。[18] 陈健文:《中原与西伯利亚文化》,《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921~964页,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9月。[19]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11年新疆哈巴河县东塔勒德墓地发掘简报》, 《文物》2013年第3期。[20] [英]杰西卡·罗森:《红玛瑙珠、动物塑像和带有异域风格的器物——公元前1000——前650年前后周及其封国于亚洲内陆的交流现象》,《祖先与永恒》,397~46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1月29日下午,波罗西玛克教授的首场演讲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行,讲座由林梅村教授主持,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单月英担任评议。讲座开始前,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向她颁发了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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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西玛克教授第一场讲座主要讨论蒙古国北部诺彦乌拉墓地的匈奴高等级墓葬。2005—2013年,波罗西玛克率领俄蒙联合考古队对该墓地进行发掘,一共发掘4座匈奴贵族墓葬,此次讲座的主要内容也以此为基础。2006年,俄蒙联合考古队开始对该墓地进行新一轮发掘,发掘对象是该墓地20号墓葬。波罗西玛克首先考察了匈奴墓地的选址,匈奴墓地选址一般都位于山清水秀、森林茂密的山谷地带。20号墓葬是典型的匈奴贵族墓葬:“甲”字形竖穴土坑墓,尺寸较大,墓上有石封堆,石堆从上至下一共分四层;墓坑深18米,墓壁呈阶梯状向下。墓葬的规模非常大,考古工作非常辛苦,发掘时间一直从夏天持续到冬天。在发掘的初始阶段,因为发现了盗坑,发掘者们情绪都相当低落,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进行,尤其是打开椁盖板的那一刻,发掘者们非常兴奋,椁内保留了相当数量制作精美的遗物,包括一辆汉式马车和一套完整的金银车马器。这些遗物都位于原始位置,并未被破坏干扰,对于研究匈奴贵族墓的形制和葬式葬俗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材料。车马器中最令人瞩目的是金银饰牌,饰牌分为两类:一类是来自汉地的饰牌——这类饰牌饰有龙和独角兽的形象,这种特殊的神话动物来源于中国,所以教授判断此类饰牌源自汉帝国,此外在朝鲜(乐浪郡)同样发现此类饰牌;另一类饰牌则是典型的罗马器物——饰有古希腊-罗马的神话情节——萨堤尔和阿尔忒弥斯的故事,毫无疑问,这件饰牌产于罗马帝国,可能是在西亚作战的罗马军团士兵所有,后来作为战利品为匈奴贵族所有。波罗西玛克教授认为这座墓葬虽然被盗掘,但幸运的是大部分遗物完整的保存下来,尤其是很多有机质遗物能够完好地保存。该墓出土一件漆耳杯,上面带有“元延四年”的纪年刻铭,“元延”是西汉成帝年号,“元延四年”即公元前9年,这件耳杯的发现,意味着20号墓葬的下葬年代应在公元前9年或之后。墓葬中还出土了制作非常精美的纺织品,例如毛毯,尺寸很大,质地优良,饰有神兽和人像图案。这些纺织品的发现是波罗西玛克教授最引以为豪的工作。纺织品的保存状况非常差,稍不留神可能就会遭到破坏。在吸取科兹洛夫发掘经验的基础上,波罗西玛克教授带领考古队做了很多前期准备工作,当发现这些纺织品的时候,能够从容处理。在这里,她特别感谢了俄罗斯科学院新西伯利亚考古研究院负责复原这些纺织品的同事,正是因为他们的卓越工作,我们现在才能够一睹2000年前匈奴纺织品的芳容。除了漆器和纺织品之外,在该墓中还发现发簪,故可判断该墓中可能埋葬有女性。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该墓中未发现人骨,仅发现五颗人类牙齿,根据体质人类学家的研究,这五颗牙齿属于一名年轻的女性,来自现在阿塞拜疆地区或高加索地区。波罗西玛克教授强调,随葬马车的墓葬一般都埋葬男性墓主,而这座墓葬发现的牙齿属于女性,那么有可能这名女性只是陪葬,墓主应还是一名男性,只是没有发现人骨。此外,墓中还发现随葬发辫,1924年科兹洛夫发掘的墓葬中同样发现此类发辫。木椁的保存状况非常好,木棺则只剩下底部,但是木椁和木棺的结构非常完整,与汉墓或楚墓非常相似。木棺和木椁的拼接方式非常特别,利用了榫卯结构和亚腰形的连接部件,木棺上还有网状的的图像和金花装饰,这些细节皆与汉地类似。此外,还有一个独特的现象是墓中填埋青泥,这些青泥从周围湖泊搬运而来,波罗西玛克教授将这种现象与马王堆汉墓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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